一生不知何谓吵架的谦谦君子并不多见，事后能对吵架本身加以思考的人更是凤毛鳞角。有位名叫许理和（Zurch）的欧洲汉学家，虽然也许并不精于吵架，却善于反思吵架。他说：当你与你的邻居吵架时，你的语言和行为都会彰显你在平时不会表现出来的性格。不过，要略加说明的是，这位莱顿大学的教授并不像一部文革影片中讲解“马尾巴的功能”的那位教授一样，要“无聊地”大讲特讲“吵架的功能”，他是想以此设喻，说明中国文化在面对某种外来文化的冲击时，会更为明显地表现出其自身的特质。
如此看来，要界定你自己究竟是什么货色，最好找人大吵一架。而要认识中国，最好先研究中国如何与外国发生争执、冲突。于是，乾隆爷与英使马嘎尔尼之间那次著名的争执便时不时地成为热门话题。这事发生在1793年8月23日至28日，英使马嘎尔尼希望觐见中国皇帝，以便获准在北京设立永久性的大使馆，并与中国发展“自由贸易”。这件足以让今日中国人乐颠的美事，却毫无结果。因为据说乾隆爷和（或）他的朝臣更着重的是礼仪，坚持英使在觐见时要行三跪九叩的大礼。而那位“傲慢无礼”的英使则提出，如果有一位地位与他相当的中国官员向英王的画像叩头，他便可以在乾隆爷面前叩下他那高贵的头颅。争来吵去，最后是不欢而散，双方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事情就这么简单，双方吵了一架。可又不那么简单，因为不到50年，英人便以大炮的轰鸣取代了三跪九叩，着实让乾隆爷的后人吃尽了苦头。据英国人的一贯说法，那仍然是为了“自由贸易”。
未曾想到，乾隆爷与英使之间的争吵在两百多年后的今天，居然又引起几位美国汉学家之间的争吵。他们可没有白头宫女话玄宗的闲情逸致，倒是有那么一点路见不平一声吼的侠肝义胆。他们争吵的话题是：怎样解释这次争吵才是合适的、正确的？
满口“一派胡言，望文生义”的叫骂者或发难者是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历史系教授周锡瑞（JosephW．Esherick，著有《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挨骂者是《怀柔远人：清代的宾礼与1793年马嘎尔尼使团》的作者何伟亚（JamesHevia），以“充满恶意、小题大作”为口头禅的反击者是促成何著获得1997年美国亚洲学会列文森最佳著作奖的艾尔曼（BenjaminEl?man，他是评奖委员会的主要成员之一，代表作有《从理学到朴学》）和他的同事胡志德教授，为他们提供阵地的是《二十一世纪》（1997年12月号）。
比较而言，北美汉学家对文献考证、文本原意往往不如欧洲汉学家那样有乾嘉之风。最为明显的例子是，他们中一些人不喜逐字逐句地引用、解释中文文献，在非征引不可的时候，往往代之以大概其义的所谓概述，这样的概述又往往过于自由和离谱。对于自己的文言文工夫比较自信的周锡瑞就是从抓“硬伤”而开始他对何著的发难的，他在何著附录的词汇表中找到了黄帝（当为皇帝）、一视同人（当为一视同仁）等可笑的错误，又在正文中发现了一些他认为错误的译法，乃至断句错误。对此，艾尔曼只有招架之功，以错误的百分比小为何著辩护，或指责周锡瑞断章取义、误解何著对文献的全面译解。有趣的是，指责何著有断句错误的周锡瑞，在徵引《大清通礼》中的同一段文字时，却犯了至少一个断句上的错误。对此，艾尔曼似乎熟视无睹。
当然，看到这么多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历史文化，国人也许不会因其语言方面的缺失而讥笑之——谁能保证我们研究西方文化时不会闹出类似的笑话呢？对于这几位汉学家之间的争辩，我们尤其不可存坐山观虎斗的看客心理。重要的是，我们从他们的争辩中可以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美国汉学界的特点是注重解释，汉学家们常为解释的高明而展开激烈的角逐。因此，解释的立场、阐释的模式代谢极快，从“冲击——反应”模式、“传统——近代”模式，到“帝国主义”模式，再到“中国中心观”，你方唱罢我登场，各领风骚三五年。近来，赛依德的《东方主义》又为一些汉学家提供了新的阐释立场和模式。周锡瑞自称为美国传统的汉学家，他对“作为后现代主义的批评性感受力的产物”的何著大为光火。何伟亚的雄心是要“颠覆史料与解释之间的那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关系”，周锡瑞认为，这实际上是要史学家放弃承担保证解释与史料相符的义务。按照史家的良知，对马嘎尔尼使团事件正确的解释应当是：坚持朝贡制度因而僵化地执着于礼仪的清廷非理性地、而且注定要最终失败地对抗由英使所代表的主权平等的近代国际关系准则和自由贸易原则，而后者都是理性（启蒙）精神的产物。更有甚者，周锡瑞似乎熟知帽子的威力，他把“政治挂帅”戴在何伟亚的头上。因为何氏认为，所有学术研究都是政治性的，在两种解释之间作出判断的主要标准是看它在与权力结构的关联中是否找到了自己恰当的位置。为了保持政治上的正确，何氏倾向于认为，上述被周锡瑞看作是正确的解释实际上是把西方的理论用于非西方的材料，并且暗示着满清政府既要为自己的崩溃负责，也要为西方的炮舰外交负责。因此，它是用来为帝国主义服务的。在周氏看来，这一切完全是何伟亚为贯彻政治挂帅而作出的没有建设性的破坏。
在艾尔曼为何著所作的辩解中，有一点是揭穿周锡瑞的“家底”。他指出，上述那个流行的解释乃是费正清等人的创构，而周氏本人是因为在其早年批评类似的学术观点而赢得学术声誉的，如今他却令人吃惊地成为这一观点的捍卫者。艾尔曼由此暗示了他对周氏学术“操守”的怀疑。针对周锡瑞对何伟亚的“颠覆”雄心的指责，艾尔曼认为周氏要么没有政治挂帅以外的崇高信仰，要么是误解了何氏的原意。他断言，何氏的真义是要警惕隐含在史料以及对史料的解释中的权力运作。针对有破无立的指责，艾氏辩解道：何氏批判修正了上述那个简单化的宏大叙述，这固然具有破坏性，但他同时又展示了一幅远为复杂的画面。例如，何氏认为，十八世纪下半叶的中英两大帝国是两种并行的扩张性帝国意识的产物，双方均对自己充满自信，对对方有一种优越感。事实上，正是英国使团对清帝国的优越感，加之马嘎尔尼对中国的自然主义的观察，最终导致他们无法理解清廷的外交立场，并使谈判破裂。艾氏认为，这一解释毫无赞同清廷正确的意味，而是还历史以本来面目。它远比那种保守／先进、传统／现代的简单二分法更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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